陳明紹

  我沒有機緣在教室里直接聆聽過茅以升他老人家的教誨，但我一直認為茅老是我的老師，是我難以忘懷的一位老師。

我第一次見到茅老是在錢塘江大橋工地上的簡易房間里，時間是1935年的暑假。當時我在清華大學土木工程學系三年級學習結(jié)束，按當時規(guī)定，工科院校學生在三年級暑假必須自選到一工地去實習。我和同班六七人選定聞名中外的錢塘江大橋工地去實習。報到的當天茅老就接見我們這些年輕的實習學生，大家都以崇敬的心情參加接見。在我們實習的一個多月的期間，正值錢塘江大橋橋基進入施工高潮。在茅老親自關懷下，工程處對實習生安排的非常周到。錢塘江大橋位于世界聞名的涌潮河口的上游，江面寬闊，潮流浩蕩，基巖上覆蓋層最厚處有41米的流沙。為要把橋墩橋臺的基礎支托在基巖上，在施工方案中要解決80多個重大的難題。靠岸邊的橋基可以采用明箱直接開挖到基巖；愈到江心，覆蓋層愈厚，明箱不能采用，則用氣壓沉箱；最深的幾個橋墩，還要先打樁，然后用氣壓沉箱支托在樁基上。以茅老為首的工程技術人員，通過研究用“射水法”克服了在厚硬的流沙層上難以打樁的困難；采用“氣壓沉箱法”解決水流湍急把基礎支托在樁群上的問題。我們這班實習學生從聽情況介紹開始，閱讀有關施工圖紙，安排現(xiàn)場實習。在沉箱工地按圖紙檢查放樣尺寸，鋼筋綁扎的大小尺寸、間距、牢度等，要求逐一檢查核對，使我們得到很好的鍛煉。各沉箱都在岸邊用臨時土圍堰圍好，把基礎挖深在高潮水位以下，在平整的基坑內(nèi)，綁扎鋼筋，支撐模板，澆筑混凝土。待固化有一定強度后，則乘錢塘江大潮，破土堰令沉箱浮起，用駁船牽引到打好的樁基上定位。整個沉箱的下層如倒置的盒子。定位好則在倒置的沉箱內(nèi)加上氣壓，排出倒置箱內(nèi)的水，成為倒置的加壓沉箱。施工的工人通過逐步加壓的出入口進入沉箱。下沉到箱內(nèi)用人力將箱下的流砂挖出，一邊挖土，上面一邊澆筑混凝土，沉箱則逐步下沉，當下沉到達預先打好的混凝土樁時，則撤退工人，在倒置的沉箱內(nèi)灌滿混凝土，使整個基礎完全安放在樁基上。全部過程都讓我們參加，還專門允許我們進入加壓的沉箱內(nèi)，了解進入時加壓和出來時減壓的身心感受。事隔55年以后的今天，一切往事仍縈回腦際。使我們對茅老關心后進，為祖國培養(yǎng)科技接班人的赤誠，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，茅老來到北京。當時知識分子的心情特別舒暢，就如何貢獻力量建設新中國，大家時常聚在一起開座談會。我先在北京大學工學院土木系教課，后被調(diào)到北京市參加城市建設工作；并負責當時北京市土木工程學會工作，茅老師中國土木工程學會的主席，因此就有很多機會接觸，心情特別高興。1951年到1952年期間，茅老每隔一周的星期天，都約請在京的土木工程界的老一輩工程師聚會，人數(shù)共約五六人，有時座談，有時聚餐，各人的夫人都參加。他們有些是我同學的父輩，只有我們夫婦尚未到“不惑”之年，茅老提攜后進的做法，使我終身難忘。這種聚會到“三反”“五反”運動開始后才停下來。

1952年茅老參加了九三學社，我當時是九三學社中央副秘書長，得到茅老對我培養(yǎng)、鼓舞的機會就更多起來。

五十年代九三學社在京人數(shù)不多，但各種活動不少。“九三”成員參加活動的勁頭很大，小組組織生活總覺得時間太短促，好像有很多話沒有說完似的。茅老有一次出一個題目叫我回答：“為什么大家都很愿意參加‘九三’的活動？而活動又是十分活躍，而且經(jīng)久不衰？”還要求用簡潔的語言回答。我說，凡參加“九三”活動的同志都是“年相若，貌相同，神相似，語相通。”茅老非常高興，拍手稱好，并說“你的四句話，正是我想說的，不過是由你的口替我說出來了”。五十年代茅老還常常以此四句話來說明當時“九三”社員的心理狀態(tài)。從五十年代開始，只要我在九三學社各種場合發(fā)言，茅老總要說幾句鼓勵的話。囑咐我鞏固成績，繼續(xù)前進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，茅老對我的鼓勵更為殷切。

1982年已是八十六歲耄耋之年的茅老，意識到科學技術除在社會主義物質(zhì)文明建設中起到強有力的作用外，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作為科學技術載體的科學技術工作者的思想道德品質(zhì)就顯得非常重要。他自己身體力行，堅持用馬克思主義、毛澤東思想指導自己的思想行動外；認為作為一個科學家，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和治學嚴謹、獨立思考、勇于開拓、善于創(chuàng)新的工作作風，這在科技工作中應該成為風氣，并且形成規(guī)范化的條文以資批次鼓勵。1982年5月中的一個下午，在首都人民大會堂，茅老約請首都有名望的科學技術工作者一百多人集會，當場提出“熱愛祖國、忠于人民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，為社會主義物質(zhì)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”等七條標準，要求到會科學家逐條逐字討論。當時茅老要我主持談論會。比起到會的許多老科學家，我的資歷最淺，臉上顯出難為情的情緒，茅老發(fā)現(xiàn)后即小聲對我說：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，為首都的科學事業(yè)，不能推脫。”我只好硬著頭皮主持會議，經(jīng)過大家群策群力，終于制定出大家都滿意的《首都科技工作者科學道德規(guī)范》，一百多位到會的科學家簽了字，隨后在《人民日報》上發(fā)表，得到廣大科技界人士熱烈響應。那次的經(jīng)過說明，茅老是以老師對學生的態(tài)度嚴格要求我的，真使我終身難忘。

茅老不僅是國際著名的橋梁工程專家，也是自然科學團體的熱心人。他是我國自然科學團體的創(chuàng)始人之一，擔任過許多自然科學團體的負責人。1980年以后，我擔任北京市科協(xié)副主席期間與茅老接觸更多。他對科學團體的熱心，使我得到鼓舞。他非常關注人類在科學技術上的一切新成就、新進展。當他了解到微電子技術，特別是電子計算機對土木工程的應用起到不可代替的作用，以及電子計算機的CAD,CAI,CAM等輔助功能時，他于1981年提出立即成立中國土木工程計算機應用學會，要我擔任該會的理事長；并指示要積極參加各項國際學術活動，要縮短我們與先進國家間的學術差距。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浩劫剛剛結(jié)束，茅老即意識到當今的科學技術進展的速度日益加快。知識更新的周期愈來愈短，第一線工程技術人員知識增新的要求非常迫切。在世界繼續(xù)教育的浪潮沖擊下，茅老自告奮勇兼任北京市科技進修學院院長，并提出要我兼任副院長，做好他的助手。在他退居二線，任北京市科協(xié)名譽主席以后，他要求我接任他的兼職院長的職務，為迎接新技術革命的挑戰(zhàn)，貢獻力量。他的良苦用心，使我的心情永遠不能平靜。

還有一件事也是使我念念不忘的。那是1986年的冬天，茅老已是九十高齡。由于北方冬季氣候寒冷，老人家為避免感染肺炎，一般到廣州去休養(yǎng)。當時正值廣東省的大亞灣核電站緊張施工。臺灣特務組織，在一些香港市民中發(fā)起簽名活動，反對在大亞灣修建核電站。理由是該電站離香港的距離很近，萬一反應堆有放射性物質(zhì)逸出，香港居民將首蒙其害。其實從人類電站建設歷史進程看，比起煤電站，核電站是一個更清潔、更少污染、更安全的發(fā)電裝置。作為科技人員密集的政黨，九三學社有義務在這方面進行解釋、宣傳、教育的工作。由九三學社廣東省委員會出面，在離大亞灣最近的深圳市舉行京粵港核電站學術座談討論會，邀請香港科協(xié)核物理專家參加，北京方面由周培源主席帶隊，我社的核物理權威王淦昌同志負責核安全的技術討論，我負責能源與環(huán)境的情況闡述。正在廣州休養(yǎng)的茅老，聽取匯報后，堅持赴會。會前茅老一再叮囑，要求我提出有力的論據(jù)，說明核電站是人類供給能源的一種可靠又安全的發(fā)電裝置。我在1986年12月6日下午的第一次會上發(fā)言。當時茅老的視力已很差，但聽力還很好，我從對煤電站建設會增加全世界關注的“溫室效應”等，說明核電站建設是今后人類解決能源供應的一種比較好的出路，散會以后，茅老找我談話，肯定我的發(fā)言有說服力。那次會上茅老雖一言未發(fā)，但起到督促鼓舞的作用，是我終生難忘的。那次論證會在《人民日報》和廣州、香港各報上都進行了專題報導。同時在香港也舉行核技術安全的科普宣傳和展覽，簽名的勢頭也逐步低落下去。據(jù)說蔣經(jīng)國當時也正在籌建臺北附近的一個核電站，該站離臺北市的直線距離比大亞灣離香港的支線距離還要小，他深怕特務組織發(fā)起的簽名運動，會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，因此這場鬧劇也就很快草草收場了。

經(jīng)過半個多世紀與茅老的接觸，使我深深感到：他那偉大的愛國熱誠，他那嚴謹、求實的治學作風，他那為科技進步的無私奉獻，他那甘愿做人梯的精神，都是我們科技工作者學習的楷模。

（作者系北京工業(yè)大學校長）